西元1939年(民國28年,己卯年),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。當時42歲的先祖父——第一代張芳朴先生,正全力輔導剛從師門學成歸來、年僅十二歲的兒子張程澇(即第二代),踏上堪輿之路。
在戰火蔓延、空襲警報如影隨形的年代,這對父子檔仍不畏艱難,走遍台灣各地為人服務,在動盪中奠定了明安堂堅實的根基。
民國三十四年,戰爭終告落幕。當時約有二十多萬台籍兵參與戰事,其中至少三萬多人不幸殞命。多數家屬得以領回骨灰罈安置骨灰,並將亡者靈位安奉入祖先神位,完成「引靈合爐」儀式。
到了民國四十七年,金門爆發八二三砲戰。自開戰至農曆十月初五止,台籍官兵共有三千多人死傷。即便仍屬「以土葬為本」的年代,面對頻繁的喪葬需求,六十一歲的張芳朴與三十一歲的張程澇再度肩負重任,奔走協助完成靈位合爐與骨灰掩埋等儀節。他們化悲痛為圓滿,再次體現明安堂「使命必達」的信念。
在時代轉折之際,「火化」的概念漸漸萌芽。第二代張程澇敏銳察覺到火化的趨勢,將逐步取代傳統的撿骨入塔流程。這種轉變不僅更為簡便,也更符合現代人追求「永存與效率」的需求。他深信,世代隨時代不斷演進,如同四季流轉——冬至與夏至皆為節點,晝夜長短自此交替。正因如此,陰宅形式逐步轉向火化安置,也悄然改變了人們對於喪葬的態度:由繁入簡,漸被廣泛接受。他們化悲痛為圓滿,再次體現明安堂「使命必達」的信念。
與此同時,陽宅的變革亦同步推進,展現出愈發明顯的轉變趨勢。
先嚴早已洞察此局,體現其對傳統與現代交會的深思與遠見。




民國六十年,台北敦化北路上的光武新村拔地而起。這是一棟四層樓高的現代公寓建築,每層住了三、四戶人家,共用一座樓梯。當時的台北,還是傳統透天厝與騎樓樓厝為主的住宅型態,像光武新村這樣內設瓦斯爐與廁所的室內配置,對當年的住戶而言,無疑是一大創舉。無需再使用戶外廚房或公共設施,生活便利性大幅提升,讓這樣的公寓住宅迅速受到歡迎。
但從風水角度來看,這類新型住宅在座向的判定上,遠比傳統透天厝複雜。
相較於單一出入口的透天住宅,光武新村每戶的門向各異,加上共用樓梯、窗戶朝向不同,要準確掌握每戶的納氣方向與氣流動線,確實是一項不小的挑戰。
父親曾針對此類建築深入研究,並與多位德高望重的堪輿前輩交流討論,最終凝聚出一套核心邏輯: 以整棟樓體為座向基礎,再根據各戶的門向與窗戶配置評估個別納氣方位,必要時則「移體換形」,調整佈局,順應氣場。
這段時間也成為我風水學習之路的起點。當時正值退伍初期,祖父剛離世,父親獨自扛起整個「明安堂擇日舘」,館務繁重。我便自然地接手家業,一邊學習一邊協助,慢慢踏入堪輿專業的世界,也正式形成了第二代的父子檔。
而隨著第三代的加入,明安堂開啟了嶄新的篇章。
長子張宏任自小對高樓建築情有獨鍾,尤其在高雄85大樓興建期間,那座建築從無到有的過程,早已悄悄在他心裡埋下了對建築的熱情與嚮往,對他而言,那棟大樓象徵的不是鋼筋水泥,而是一種築夢的力量。即使後來順利完成研究所學業,考取了技士執照,也有不少親戚熱心為他規劃穩定的專業發展路線,他仍選擇回到家族的風水事業中,毫不遲疑地承接起傳承的責任。
次子張軒源則在台灣101大樓興建時正值大學時期,親眼見證全世界最高建築從地平線拔地而起。他深受那份台灣精神與世界高度的感召,即便在101大樓落成後依依不捨地赴美進修,仍將那份對建築與文化的熱愛帶入求學之路。
畢業於舊金山藝術研究所後,順利考取室內設計師執照,最終也回到家族懷抱,投入明安堂的命理風水工作。
如今,三人一起合作,帶著誠懇和踏實的態度,把家族三代的堪輿智慧和現代的思維觀點結合在一起。我們有著共同的信念與目標,希望在傳統和創新之間找到平衡,一心延續明安堂的基礎,同時也邁向未來。我們不僅堅持這份事業,更是互相支持、共同成長的過程。
這讓明安堂在專業、信任和使命感的指引下,穩步邁向更好的明天。